金瓶掣簽制度形成的歷史背景（下）

 　編者按：金瓶掣簽是乾隆皇帝針對活佛轉世中的一些弊病而制定的一項重要管理制度，在制定時結合了藏傳佛教活佛轉世認定中的一些傳統做法，體現了清朝對活佛轉世事務的管理權力。

　　“掌教之大喇嘛”“皆出一家，幾與封爵世職無異”的局面，令乾隆皇帝憂慮之際，一場入侵戰爭，加速了清朝統治者治理活佛轉世制度流弊的決心。

圖為乾隆畫像（資料圖）。圖片來源：人民網

　　廓爾喀入侵

　　廓爾喀，本是喜馬拉雅山南麓尼泊爾的一個部落。到乾隆初年時，政權日益強盛，奉行向外擴張的方針。對在其北方的西藏，廓爾喀有染指之心，但由于當時清朝國勢正強，西藏地方安寧，因此一直不敢貿然行事。

　　1780年，六世班禪為祝賀乾隆皇帝70大壽進京，后因不幸染疾圓寂，六世班禪留下了乾隆賞賜和滿蒙王公大臣饋贈的大筆錢財，引起其親弟弟——噶瑪噶舉派的紅帽系活佛沙瑪爾巴呼圖克圖，與其異母兄——仲巴呼圖克圖兩人的爭奪。沙瑪爾巴因垂涎財物不得，遂生怨忿，于1784年以朝禮佛塔的名義前往廓爾喀，并鼓動其入侵西藏，洗劫扎什倫布寺，以泄其憤。

　　圖為時任中國佛教協會西藏分會會長、十世班禪轉世靈童尋訪領導小組成員波米 強巴洛珠活佛掣簽。

　　恰在此時，廓爾喀和西藏地方之間因為貿易問題發生糾紛，為廓爾喀侵擾西藏提供了一個借口。1788—1789年，廓爾喀以“商稅糾紛”為托辭，派兵入侵后藏。乾隆派巴忠等人率兵入藏支援。但巴忠等人采取將就了事的敷衍態度，默認“每年許給三百元寶”與廓爾喀調停。1791年，廓爾喀以“討要三百元寶遭拒”及“貨幣協議吃虧”為由，再次入侵西藏。扎什倫布寺的仲巴呼圖克圖得知此事后，“攜帶細軟首先逃避”，“濟仲喇嘛及四學堪布喇嘛在吉祥天母前占卜，妄稱占得不可與賊接仗”紛紛逃離。由于沒有組織有效抵抗，使得扎什倫布寺損失慘重。

　　乾隆得知真相后大怒，將駐藏大臣革職查辦，并命福康安為大將軍，帶兵入藏抗擊廓爾喀。西藏的僧俗首領積極支持清軍的行動，甘肅、青海的蒙藏王公、土司也獻馬出糧，支援清軍從青海一路入藏。在乾隆皇帝的嚴密組織安排及各族人民團結一致下，戰爭的局面很快就發生了根本的改觀。

　　2010年7月4日，在大昭寺釋迦牟尼佛像前十一世班禪掣出山南靈童洛桑多吉的名簽，經報西藏自治區人民政府批準繼任為六世德珠活佛。圖片來源：《班禪額爾德尼 確吉杰布坐床二十周年》畫冊

　　1792年4月，福康安率兵從西藏定日出發，僅用一個月就殲滅據守聶拉木和吉隆的廓爾喀軍，收復全部失地。7月初，清軍打到甲爾古拉、集木集，已經深入廓爾喀境內七百余里，距廓爾喀都城陽布城僅有數十里。廓爾喀的國王一再派人向清軍求和，并派遣大臣到北京投誠進貢。

　　金瓶掣簽制度的出臺

　　福康安在指揮反擊廓爾喀戰爭的同時，按照乾隆皇帝的要求，認真調查，并呈上“沙瑪爾巴原系藏內呼圖克圖，又系前輩班禪額爾德尼之弟，乃敢勾連外夷，作踐佛地”及“丹津班朱爾之妻系沙瑪爾巴侄女，既屬姻戚”的奏章，引起了乾隆的高度重視。

　　乾隆皇帝針對奏章中表露出來的活佛轉世與家族親戚結合以及降神禱問的弊端，分別給予里通外國的沙瑪爾巴、臨陣脫逃的仲巴呼圖克圖、降神喇嘛之首濟仲喇嘛等人嚴厲處置。

　　乾隆皇帝指示福康安要考慮制定處理善后的章程，內容共有二十九條，故而又稱《欽定藏內善后章程二十九條》。這份章程分存于理藩院和西藏，成為清朝政府管理西藏事務的基本文件，同時也是西藏地方政府辦理政務時必需遵守的原則。

　　《欽定藏內善后章程》第一條就規定對活佛轉世的認定實行金瓶掣簽的制度。該條文說：“關于尋找活佛和呼圖克圖的靈童，依藏人例俗，確認靈童必問卜于四大護法，這樣就難免會發生弊端。大皇帝為求黃教得到興隆，特賜一金瓶，今后遇到尋認靈童時，邀集四大護法，將靈童的名字及出生年月，用滿漢藏三種文字寫于簽牌上，放入瓶中，選派真正有功德的活佛，誦經祈禱七日，然后由各呼圖克圖和駐藏大臣在釋迦牟尼像前掣簽認定……”并要求“拉穆吹忠四人，認真作法降神”，“不得仍前妄指，私相傳襲”，足見活佛轉世問題在乾隆心目中的重要地位。

　　金瓶掣簽，既是政府解決活佛轉世制度弊端、純潔藏傳佛教活佛轉世的措施，又是清朝中央政府重要的治藏方略。此后，達賴、班禪等大活佛轉世需按宗教儀軌進行尋訪，通過金瓶掣簽認定，報請中央政府批準，遂成為定制。這一制度的形成，既是藏傳佛教自身發展的需要，又是中央政府在西藏行使主權的具體體現。（中國西藏網 記者/孫健 部分資料參考《清代金瓶掣簽制度的制定及其在西藏的實施》和《金瓶掣簽形成的歷史背景》）